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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5-02-23 06: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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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项拓拔氏的族源(族属)问题,为民族史学者长期以来争鸣讨论的热门话题。 代表性的,是"鲜卑说"与"羌族说"两种观点。本文结合相关文献、出土及学者论述,对新出土的唐《拓拔驮布墓志》考察研究后认为:此志清晰勾勒出志主先世以鲜卑融入党项,再为吐谷浑名王,后内附唐廷的曲折历程,是党项拓拔氏源出鲜卑的新的重要实物证据。拓拔驮布支系(东山部)与建立西夏的拓拔守寂支系(平夏部)应同出鲜卑,后分支各为部落,独立发展,两者既有,又有不同。《拓拔驮布墓志》同"鲜卑说"史料及学者观点可互相印证,"羌族说"学者驳斥"鲜卑说"的论据颇多值得商榷之处。《拓拔驮布墓志》还对研究唐朝对归顺蕃将态度问题,了丰富而生动的历史,志文中提及的"默啜之乱"、"六胡州之乱",可与史籍记载相互印证,值得留意。瑞应观念形成于先秦时期,至秦汉六朝时已蔚然成风,并且出现了表现瑞应的图书与绘画。谶纬图书在魏晋以后屡遭禁绝,至隋唐之后大量散失,致使强调天人感应关系的瑞应观念淡出主流思想,史籍所载的祥瑞数目日渐减少。但是,瑞应思想并非就此消亡,只是为 所垄断,表现帝王受命于天的瑞应图仍然大量出现。本文考证了六朝以降瑞应图书的流传与辑佚情况,重点考证了孙柔之《瑞应图》(辑本)和刘赓《稽瑞》二书,以及唐代敦煌《瑞应图》绘本长卷(伯希和号P.2683)的版本与流传。通过分析存世瑞应图,可将其分为三种形式,即图谱类、装饰性图案类及纪念性绘画类,并可知其功能与文化内涵。本文对令鼎铭文一些关键字句和藉田礼的举行时间、仪节及其与燕射礼的及其他相关问题作了新的考释与论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令鼎铭文没有记时语,所记大藉礼是周昭王在初春耕时举行的一次藉田礼,王驭、耕、觞均是藉田礼的重要仪节,觞在藉礼与射礼两个礼仪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举行地点西周时期是在藉田礼的现场,春秋战国时期则改在太寝,名称也由觞、飨食而变为劳酒;这次大藉礼的礼仪行事有些流于形式,说明当时礼仪制度的践行就已经始向草率方向发展;溓宫应释为康宫,该铭又为康宫原则增添一例证。晚清时期,南京城内外火灾的频仍给百姓的生命财产带来了极大威胁。 的普遍使用、节日用火疏忽、拜教燃火和歹人纵火是火灾多发的几个因素。扑救大火,主要有方和民间两种力量,其中由城市士绅领导的水龙局在灭火活动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是,府和驻防在维护灭火活动中的秩序,抢救受灾民众的生命财产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府保持着对水龙局的牢牢控制。府可以直接插手水龙局的人事任免,裁决水龙局运作中产生的纠纷,也可以依据各水龙局在灭火过程中的表现给予奖励或者惩罚性的措施。在灾后,除了对"火头"采取惩罚外,府也采取了诸多措施对受灾民众进行钱粮物资上的赈济。但是,在对遭受火灾的民众赈济问题上,当时好像并没有形成一个规范的制度和具体的抚恤标准。在踊跃救火之余,水龙局还创立了专为灾民临时居所的暂栖所。在火灾预防上,南京城实行了太平水缸制度。同时,南京城防火措施的实施也充分了发挥保甲组织的功能。方城佛沟摩崖造像,是豫西南地区 重要的一处摩崖造像。从摩崖刻十二臂观音造像可知,这是河南除龙门石窟外仅见的一处唐代中晚期密宗摩崖造像,是研究密宗在中原的传播和密宗造像的宝贵。北魏先后定都于平城和洛阳,史学界一般将其分别称为平城期与洛阳期。本文以墓葬中的陶俑为对象,比较了两个时期陶俑的异同之处:一方面随葬陶俑原本是汉文化的丧葬习俗,另一方面陶俑种类以及服饰的变化也显示出民族文化融合的进程。文章以此为切入点,对北魏两个时期的汉化进程及其影响了探讨。在分析梳理典籍文献对曹操高陵记载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考察和结合曹操墓考古发现等相关的研究,认为北齐《龙骧将杜达墓志铭》和北齐《王敬妃墓志》记载的"高陵"应指曹操高陵,而晋卿大夫赵盾葬所"九原"一语,更加佐证了"高陵崇栢"为曹操墓高陵,绝不会是指他人陵墓,更非安阳县西北的 岗。同时,还对北齐《元世哲墓志铭》与曹操墓"西陵"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并就唐代《邺郡邺县故人柏君(道)墓志铭并序》记载的曹操墓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和实地考证。北齐墓志填补了曹操高陵方位在北朝没有记载的历史空白,为曹操高陵的真实性了新的佐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从形制、内容上看,曹操高陵出土的石牌均应属于标明物品名称及数量的签牌——楬,而非遣册。当时社会风气和葬俗,"胡粉二斤"石楬中的"胡粉",应为当时的美容化妆用品。北魏比丘尼统慈庆,俗姓王,字锺儿。作伪者将志题"慈庆"变成"清莲",志铭"尼"改作"僧",署名"常景"、"李宁民",变成"陈景富"、"王守民",仅仅改动6个字,增加一个字,便使王锺儿"变脸"出一方比丘尼统清莲伪志。文中还列举多个作伪案例。